东斐

1．  煽动与反煽动

对于军人来说，最重要的就是要能被煽动，唯有此他们才能惟命是从，达到当权者的目的。于是，军训也就必然要限制我们的独立思维，降低我们的判断力，从某种意义上讲，这是北大人最无法忍受的，也可能是我们对军训最多质疑的地方吧。

然而，有些人从来都是被煽动者，而且恐怕大部分人都是如此，被少数人煽动，被流行的思想煽动。其实，这就是用少部分人的意识去操控大部分人的思想，我想这也正是社会进步的基本方法吧。那少部分人，领导者主宰者社会的发展，前提是他们拥有一群狂热的追随者。领导者的英明＋追随者的激情＝社会的高速进步率。“五四”“六四”无论历史如何评价，都是少数人意识操控的典型例子。某种意义上说，社会靠某些少数人的意识就可以了，对绝大部分人需要的是基本的判断力和接受能力。这种集体的被煽动其实也没有什么可悲的，因为社会的大面积被煽动从来都不是源自群众的物质，而是领导者的杰出。

可是，总是有一些人本身无法成为领导者，也不甘作为被煽动者最终往往成为社会上的负面力量（与领导者对抗，与主流对抗），正是这些人限制这领导者滥用权力，并对后人施加渐进式的影响，范仲淹，岳飞等就属于这种人。我一直认为北大人大部分都应该属于第三种，然而通过军训我发现大部分人是那么的容易被煽动。食堂里少部分人的抢饭行为能引起大面积的响应，个别的院系间恩怨转化为集体的院系仇恨，ws的意识在校园里被严重歪曲的流行着，这是可悲的。对于我一周岁时发生的那件颇受争议的事件，我了解甚少，但至少这是历史阴暗的一面。而它由一个正常的，正义的活动变为一场过激的，混乱的闹剧，不能不说是因为第三种人的缺失。可是长年以来我一直认为是由于第二种人（被煽动者）的过于激愤，其实他们的选择是正确的。可是担责备与压力一旦转向第二类人时，结果是全社会激情的下降，人们冷眼的看待身边的事物，对某些可能过激的行为投去鄙夷的目光，造成全社会的冷淡。这类人消沉了，社会机器的马力下降了，纵使那些掌舵者方向把握的再好也不行。因此，每一类人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就好了。人们总说北大站在时代的潮头，因为那里总是能涌现出杰出的领导者，可现在，当这里大量存在的是那些盲目的学生时，我们还能这么说吗？还有人有成为第三种人的勇气吗？这是我的担忧。